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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浪一号导弹总师:曾在英国与V-2导弹“相遇”
http://news.nen.com.cn    2013-06-09 13:41  东北新闻网  分享 分享到搜狐微博 分享到网易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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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黄纬禄院士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级技术顾问。然而几十年来他始终隐姓埋名与世无争,直到默默走完他95岁的人生,外界也鲜有人知。

  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导弹专家黄纬禄。

  我第一次采访黄纬禄是在1999年。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黄纬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身中山装,端庄得体,笑眯眯眼里透着平静,温文尔雅的脸上尽显慈祥。谈到自己的童年与少年,黄纬禄一脸的孩子气。而一当谈到中国的导弹,谈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黄纬禄立即屏住呼吸,一脸凝重。他说,别人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其实就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而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赶紧行动起来,尽快研制出我们中国最好的导弹!

  像黄纬禄这样默默无闻的导弹专家,人民有权了解他,历史应当记住他。于是,在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的某一天,我再次走进了黄纬禄生前工作过的那个神秘大院。

  从竹蜻蜓到V-2导弹

  黄纬禄在英国一家无线电工厂实习期间,有一天德国的一枚V-2导弹落在了他所实习的工厂,和他一起工作的五个英国人当场被炸成碎片!由于黄纬禄是实习生,可以比正式员工晚半个小时上班,才躲过一劫。

  黄纬禄“导弹人生”的第一步,与他儿时玩耍的竹蜻蜓有关。

  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普通的教师之家。六岁那年,黄纬禄被父亲送进私塾读书。刚开始,黄纬禄挺高兴,没过多久,他就没有兴趣甚至有些厌烦了。于是,他常常借故有病偷偷逃学,与小伙伴们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贪玩,是天下所有孩子的天性,黄纬禄也不例外。但黄纬禄与一般孩子不同的是,他在玩耍中常常喜欢动脑筋。

  当时,黄纬禄最喜欢玩的,就是自己亲手制作的竹蜻蜓。有一次,望着空中飞来飞去的竹蜻蜓,黄纬禄的脑子里忽然涌出一个个的问号:竹蜻蜓为什么能在空中飞?竹蜻蜓靠的是什么力量在空中飞?竹蜻蜓为什么会有飞的力量?竹蜻蜓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接着,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竹蜻蜓具有这样的动力,能不能做一个“飞弹”,就用这些竹蜻蜓做动力?比如在前面并排装上几个竹蜻蜓,让它向前飞;顶上装几个竹蜻蜓,让它向上飞;“飞弹”的高低,由竹蜻蜓来控制。竹蜻蜓的动力用橡皮筋来做,竹蜻蜓的底下装一个“炸弹”,在绳子的一端系上一支香,香点燃后再去点燃炸药。这样做出来的“飞弹”,不就可以扔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吗?

  这个关于“飞弹”的梦想,儿时的黄纬禄显然无法实现。但后来在异国的上空,他却亲眼看见了一枚实实在在的导弹!那是在英国,时间是1943年。这一年,英国工业协会到中国招收实习生,黄纬禄有幸被选中。他先到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一年后转到马可尼无线电公司,1945年又考上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攻读研究生。

  也许是命中注定,黄纬禄在英国一家无线电工厂实习期间,居然亲眼见到了他儿时梦想过的“飞弹”!当时,法西斯德国常常用V-1、V-2导弹偷袭伦敦,有一天德国的一枚V-2导弹落在了黄纬禄所实习的工厂,和他一起工作的五个英国人当场被炸成碎片!由于黄纬禄是实习生,可以比正式员工晚半个小时上班,才躲过一劫。

  此后不久,英国军方搞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V-2导弹,解剖后放在伦敦博物馆公开展出。黄纬禄听说后,迫不及待地走进了伦敦博物馆,然后围着这枚V-2导弹,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一天,黄纬禄成为中国导弹专家中最早见到真正导弹实体的人之一。从此“导弹”二字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悄悄种在了他的心上。

  1947年9月,黄纬禄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本来,他可以留在待遇丰厚的英国。但他心里清楚,刚被日本践踏过的祖国,积弱积贫,内乱频起,民不聊生,急需他这样的科技知识分子回去做点事情。更何况,他当年出国,就是为了回国。“科学救国”,既是他从小的志向,也是他生命的职责。所以1947年10月,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国。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是那一代航天人发自心底的誓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是那一代航天人铁一般的纪律。黄纬禄和当时其他许许多多的专家一样,一夜之间便从家庭中消失了,且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恐怕谁都难忘上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激情似火的年代,也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武器是导弹、原子弹。但这两样东西美国有,苏联有,中国没有。于是,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五院第二分院成立。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成为当时年轻的共和国的燃眉之急!

  回到祖国的黄纬禄,原本可以选择做一个象牙塔里的副教授,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实业救国的路。他先后在上海无线电研究所、上海华东工业部电信工业局电工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后因国家急需搞导弹的人才,1957年12月,他被正式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是那一代航天人发自心底的誓言;甘愿隐姓埋名,牺牲奉献,甚至在自己的设计图纸上也不留下自己的名字,是那一代航天人的宝贵品质;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忠于国家,绝对保密,是那一代航天人铁一般的纪律。因此,黄纬禄和当时其他许许多多的专家一样,一夜之间便从家庭中消失了,从亲朋好友中消失了,且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黄纬禄负责的是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控制系统是导弹的“中枢神经”,在导弹飞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当时在这方面人才奇缺,除钱学森之外,其他专家与导弹几乎不沾边。于是向苏联专家学习,是当时黄纬禄他们的主要任务,具体点说,就是从苏联提供的P-1、P-2导弹的实体学起。

  1960年眨眼就到了,中国导弹的仿制工作正进入关键时刻,苏联突然釜底抽薪,单方撕毁协议,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并带走资料卡断器材。即便如此,中央依然决定,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中国的“争气弹”!

  于是,顶着外压内困的巨大压力,黄纬禄和同事们坚持搞导弹。当时,没有大型计算机,只有一部手摇计算机,他们就用人工计算;一遍不行,就算十遍;十遍不行,再算百遍!最后,废掉的草稿,堆了满满一屋子!

  而导弹的试验工作,更是充满危险与艰辛。尤其是在戈壁滩上做试验,气候极为恶劣,每年寒冬长达七个多月,最冷可到零下34摄氏度,最热可达43摄氏度。黄纬禄和同事们每次试验都要行程数万里,往返十余次,常常一干就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试验队住在部队的小平房里,冬冷夏热,还吃不上蔬菜,渴了就喝点冷水,饿了就咽上几块饼干,生活完全没有规律。夏天蚊子臭虫太多,晚上没法睡觉,就只有坐起来数星星看月亮。有一次,黄纬禄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发高烧。晚上试验队加班,同事们都嘱咐他好好休息,可大家刚一走,他一个人摸黑,步行一两公里赶到现场,坚持和大家一起加班。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翻开了中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的一页;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两弹结合试验震惊世界!

  而与此同时,黄纬禄所在的国防部二院在1964年成功地仿制了中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红旗1号,实现了中国防空导弹零的突破,并成功地击落了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成为世界上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第一个成功战例!两年后红旗2号研制成功,再次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紧接着红旗3号又研制成功。红旗1号、红旗2号和红旗3号第一代防空导弹定型并装备部队后,结束了外敌侵犯我国领空的历史,中国从此有了制空权!

  然而,上世纪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不断升级,中国虽然已经成功地研制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这种液体战略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的能力。因此,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的反制手段。换句话说,中国除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之外,还急需研制从潜水艇发射的固体战略导弹!

  “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1982年10月,黄纬禄带着他的团队亲临渤海,参加中国第一枚固体导弹的潜艇水下发射试验。然而,一级发动机点火后,喷火的“蛟龙”裹着水柱刚刚跃出海面,导弹便失去控制,迅即偏离方向,超出安全控制,瞬间横空爆炸!

  1970年4月22日,黄纬禄临危受命,领衔研制中国固体导弹,出任中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所谓潜地导弹,主要是指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因潜地导弹是在水下核潜艇上发射,很多技术问题都不同于陆地发射的导弹,譬如导弹如何克服水中阻力、弹体如何密封等难题,都是黄纬禄他们首先必须要攻克的。

  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其心上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黄纬禄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源自政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如火如荼,殃及全国,身处导弹秘密研究机构的黄纬禄自然也在劫难逃。由于黄纬禄是在英国“喝过洋墨水”的专家,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很快“靠边站”了;他的三个孩子,因此受到牵连,被迫离开北京,一个去了东北,两个去了云南;而他本来就体弱多病的老伴,更是雪上加霜,身体每况愈下,精神备受煎熬。所以年过半百的黄纬禄每天不仅要照顾担惊受怕的老伴,还要牵挂远在天边的三个孩子。

  但是,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黄纬禄无法割舍、最最牵挂的还是导弹。为了激励自己坚持把导弹搞下去,他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偷偷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

  我还是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为了让导弹的研制工作少走一点弯路,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国家的损失,黄纬禄忍辱负重,强装笑脸,每天坚持到试验现场,给同事们打开水,送报纸;或者清理现场,打扫卫生;一旦遇有机会,他就帮着送些仪器,做点记录,或者提点工作上的建议,谈点技术上的设想;有时还会忍不住把当天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去,晚上偷偷计算好之后,第二天再把结果告诉有发言权的人。

  因此,经历四年“文革”磨难的黄纬禄突然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后,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一方面又感到诚惶诚恐。

  “巨浪一号”导弹研制初期,研制单位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横跨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承担任务的单位多达109个!而黄纬禄的工作单位地处郊区,交通非常不便。为了尽快搞出“巨浪一号”导弹,他每天坚持骑自行车,往返50多公里,风里雨里,披星戴月,上班下班,从不迟到早退。有一年冬天,北京下雪,路上结了冰,他在骑车上班途中拐弯时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胳膊摔伤了,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住。但第二天一大早,他竟爬起来去挤公共汽车!尽管路上来回要折腾三四个小时,但他依然坚持每天挤公共汽车上班。

  在那段时间里,黄纬禄带着年轻的“巨浪一号”研制团队,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漠荒原和戈壁深处,而后大胆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即: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

  但潜艇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导弹,如何确保潜艇的绝对安全,是个大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某国的潜艇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导弹射出水面后没点着火,结果导弹落下来后把潜艇给砸扁了,导致艇毁人亡!所以,搞潜地导弹,一般都要做“陆上水基试验”。此前,中国计划在西部挖建一个大池子,然后把黄河的水引出来,再做水下试验。当时,这个坑已经挖了一半,挖坑的工程费已花了约200万。如果这个坑全部弄好,估计国家得投入上亿元!

  黄纬禄和同事们经过认真研究之后,觉得这个挖坑的办法既费时、费力、还费钱,于是大胆提出一个方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做弹体落水试验!

  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非常艰苦。晚上睡觉不挂蚊帐,会被蚊子咬;挂了蚊帐,里面又热得很厉害,一觉醒来,底下垫的席子汗水都能印出人影来。用于实验的弹体直径只有1.4米,人进去的时候要弯着腰,甚至要爬着才进得去。里面温度很高,又不通风,再加上有胶水气味,环境非常恶劣。进去的人都是穿着裤衩光着膀子的,每次换一个人出来,都是全身大汗,裤衩都湿透了!二院原副院长王文超回忆说,当时“巨浪一号”导弹壳体内的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在像火一样的太阳烘烤下,弹体一会儿便热得烫手,而且弹体内还弥漫着有毒的化学气体。但快60岁的黄纬禄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坚持钻进蒸笼般的弹体内。黄纬禄的女儿黄道群也说,试验结束后,父亲回到北京,身上几乎长满了痱子,痒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干脆泡在凉水里。

  就这样,“巨浪一号”团队在黄纬禄的带领下,通过12年默默无闻的卧薪尝胆,总算取得了中国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国家节约经费上亿元,并最终迎来了万众期盼、泪湿衣襟的这一天——

  1982年10月,黄纬禄带着他的团队亲临渤海,参加中国第一枚固体导弹的潜艇水下发射试验。此次试验动用舰船近百艘,参试人员上万人!

  然而,试验这天,一级发动机点火后,喷火的“蛟龙”裹着水柱刚刚跃出海面,导弹便失去控制,迅即偏离方向,超出安全控制,瞬间横空爆炸!

  导弹爆炸,让身为总师的黄纬禄痛心疾首无地自容。为了试射这枚导弹,中国此前已向世界各国发出公告:对某公海地区封海两个星期!这其实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要进行潜艇导弹试验发射!可现在,发射失败了,导弹爆炸了,面对世界,情何以堪!

  当晚,试验队全体队员们滴水不进,一夜无眠。第二天,试验队又传出一个信息:有人要追查这次试验失败的责任!

  关键时刻,黄纬禄挺身而出,及时召开会议。他在会上说的第一句是:“我是总设计师,这次试验失败,我负主要责任!”接着,黄纬禄带领大家,很快找到了第一枚导弹失败的原因。

  但第二枚导弹是否发射,何时发射,试验队内部认识不一,只有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此,黄纬禄心急如焚。中国此前向世界发布的禁海时限只剩几天时间了,若就此被动等下去,肯定错过此次发射时机;加上这是在海上发射,海上波涛滚滚风卷浪涌,气候时时刻刻变化多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发射窗口”也不允许等!

  黄纬禄自告奋勇,及时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并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发射第二枚导弹!

  但黄纬禄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临近发射的头天晚上,北京一位领导突然给他打来紧急电话,意思说:鉴于此次发射事关重大,是否推迟几天,把相关问题再考虑考虑?

  这位领导的话,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而是让黄纬禄自己“考虑考虑”。这让身为总师的黄纬禄感到难上加难。如果不坚持发射,最后受损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国家利益。倘若坚持发射,万一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

  最后,经过再三分析、思考,黄纬禄还是拿起电话,向上级领导报告说:“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应该准备的也全准备就绪。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但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执行命令。”

  很快,北京指示:尊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同意按计划发射。

  1982年10月12日,第二枚导弹正式发射。发射这天,全体试验队员列队码头,黄纬禄站在队伍前,只简单说了几句话:“现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少汇报,大胆做主!该做什么做什么,按程序执行,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结果,发射成功,举国同庆。

  当晚,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会上,一向情感内敛的黄纬禄豪情激荡,诗兴大发,作诗一首:

  龙腾虎啸刺九霄,群情振奋心暗焦。

  航程段段传喜讯,忧虑之情渐渐消。

  忽闻落区传捷报,万众欢腾齐跳跃。

  弹头中靶精度高,胜者心潮如惊涛。

  诗中“惊涛”二字,足见此次发射,黄纬禄的内心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严父,慈师,“两弹”元勋

  大女儿黄道群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准我们用,直到后来每家自行交水电费后,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1984年,黄纬禄荣立航天部一等功;

  1986年,黄纬禄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91年,黄纬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最后这个奖项,是黄纬禄一生获得的最高奖赏。这一年,一直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的黄纬禄已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了。

  黄纬禄是技术专家,他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却是:“一个人的品德,比技术更重要!”黄纬禄对自己有一个叫“三个三”的要求:在基地工作,要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时,只要能走出去就行,有饭吃就行,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时,自己办私事不能派车,接送亲友不能用车,家人有事不能搭车。

  黄纬禄从1965年起到离开这个世界,一直住在一间并不宽敞的老房子里。本来,其间他有三次搬进将军楼、部长楼和院士楼的机会;但他就是坚持不搬,且一住就是半个世纪。他的大女儿黄道群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那个时候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准我们用,只能用火烙铁,直到后来每家自行交水电费后,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而黄纬禄对工作的态度,更是远近闻名、有口皆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导弹出了故障,作为总师,黄纬禄焦虑不安,精神非常紧张。于是他在主持召开总师扩大会的时候,头痛发烧,还因长期的胃溃疡而引起胃出血。黄纬禄让秘书弄点止血药回来,自己悄悄做了处理,并再三叮嘱秘书:“不要外泄我的病情!”就这样,他靠着止血药,忍着病痛,直到第五天会议结束才被送进医院。医生检查结果: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还有心脏病!且因操劳过度,体重还掉了22斤!

  到了晚年,黄纬禄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但不少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学子、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都喜欢前来向他讨教,他的家常常成了办公室和课堂。每逢客人来访,黄纬禄都会让女儿帮他穿戴整齐,然后提前坐在沙发上,恭候客人的到来;但凡请教他的人,无论熟悉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满腔热情,诚恳相待,一视同仁,尤其是对青年人,他更是厚爱有加倾力相助。

  2011年11月23日20时08分,历经95个风雨春秋的黄纬禄闭上眼睛,永远离开了我们,也永远离开了他默默坚守了一辈子的“战场”——一个没有炮火硝烟、名利金钱、鲜花掌声的“战场”。这个“战场”只属于国家,不属于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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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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