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部分中国学生和苏联老师在外高加索地区。　　

     一部电影《红樱桃》，让人们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在前苏联国际儿童院度过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寻常的经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孩子朱敏；林伯渠、张闻天的孩子；烈士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等。如今，这群当年一同前往苏联的中国孩子中，只剩下了三名幸存者。

　　在中央党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一书中，作为三名幸存者之一的当年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首次打破沉默，讲述了在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特殊的年代、非常的环境下所发生的不该遗诸史册的往事。    

　　毛泽东首肯，他们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当时经历过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后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儿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